1979年3月16日清晨，北京军委会议上有人问到我方伤亡数字，邓小平淡然回一句：“吃了个小亏。”这简短回应既承认了损失，也显示了对局势的衡量。人们随后把视线集中到150师448团——这支部队成了撤退过程中真正被敌人咬住的缺口。

回到2月17日，东西两路自广西和云南同时越界，短短两天内谅山、老街、高平等要点被迅速控制。作战起点就定为“惩而不夺”，3月5日既定目标达到后，前线收到撤军密码。撤退本身极为危险，因而我军采用交替掩护的办法：一部下山返回，一部回头掩护，轮流撤出。广西方向的55军、云南方向的11、13、14、43军分别担任后卫，火力覆盖仍保持优势。越军主力虽到场，却多以侦察与游击小分队骚扰，鲜少以大兵团冲击。

448团的惨重损失正是在这种拉锯中形成。3月10日晚，师里下达“停止前推、按既定路线回国”的命令；但副军长关某执意另走后路争取战绩，师部批示仍为原路返程，遗憾的是，传令参谋把电报压在抽屉里未及时送达，导致关副军长的方案先行实施。2营先行探路，夜间翻越岭脊即遭埋伏，副团长首当其冲阵亡，副政委失联，指挥链瞬间瓦解。团里调出增援连队却因担心再陷险境而迟迟不批更多兵力，两个连也被牵入包围，形势越发不利。山谷中炮火、火箭筒密集投入，阵地被压得支离破碎。1营1连在连长带领下举白旗缴械被俘；而8连副连长王立新拒绝投降，掷手榴弹冲向敌机枪点，与全排同殉。

事后统计，448团本次战斗减员542人，其中323人战死、219人被俘。这219名俘虏一度使国际舆论高估我方伤亡，越方媒体还配发押解俘虏的照片，将事态渲染得更严重。实际上，除448团外，东西两线几乎无遗留部队；到3月11日零时，参战各军已全部跨回国境。友谊关一带的炮火对射，越方在被我方以更强火力反制后也未再发起大规模进攻。

在撤退途中，也有坚韧的个人抗争。1营的军需员肖家喜在增援路上腿部中弹，与部队走散，独自忍伤跋涉九天八夜，以野草和露水果腹，始终背着那支56式冲锋枪，反复告诉自己“枪在，人就不能倒”。九天后他爬到中方哨位，被战友抬上担架时已消瘦明显。

撤军结束后，成都军区对整个过程展开复盘，断定448团失利根源在于决策链失效：副军长因贪功冒进被撤职，误延电报的参谋受纪处分，1营1连官兵进入司法程序；与此相对，8连全排被追记集体一等功，王立新被列入烈士名录。对于邓小平所说的“吃了个小亏”，评价亦很直白：一是战略目标——瓦解“印支联邦”幻想——已达成；二是总体撤军过程大体顺利；三是代价虽痛，但在十余万参战兵力与既定目标的大框架里仍属局部可控。

这次撤退教给军队的教训十分明确：撤退并非简单掉头，需同样周密的组织与冷静的执行；任何越权的“抢功”都可能把部队拖入泥潭；一封被耽搁的电报、一项被忽视的命令，都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。自那次会议起，448团的教训被纳入军队条令，成为后续行动中必须警记的警示：战场上，绝不能再有第二份被遗忘的电报。